在这一资源上，漳州和厦门恰存互补。

但是竞争在原有体制下是受到压抑的，所以要用竞争政策来保证竞争的加强，保证市场发挥功能，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没有竞争，市场就不可能发挥这两个功能。

于是，在执行贯彻竞争政策时，就会碰到这种法律上的障碍。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我们的政策上都被表现出来，几乎在经济领域中无处不在。要加强竞争、贯彻竞争政策，就会碰到认识上、法律上、政策上、执法上的许多问题。强化竞争政策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的重要问题。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一个问题，就是竞争。

所以，我们说竞争是市场制度的灵魂。像公平竞争审查，是完善我们法律制度和政策的一个很重要步骤。但在2015年8月11日我国出人意料地让人民币贬值之后，市场失去了对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信心，贬值压力随之而来。

不能指望这些结构性问题会因为经济增速的下滑而自动消失。当然，有人可能会说短期内增速跌破6.5%没关系，只要后面几年再把速度拉起来照样能实现小康社会目标。从2015年8月至今，美元指数累计上升仅6%，而人民币兑美元已经贬值超过10%。失去了这颗定心丸，各方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将受到极大打击。

这种情况下，各类资产泡沫也会破灭，但绝不会是以各方所希望的那种和缓的方式来进行。而在泡沫的扩张过程中，金融杠杆等风险也会重新浮现，一如2014-15年的状况。

过去，经济增速虽然持续减速，但因为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其重要标准是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放在那里，大家心里多少还是有底的。从需求面来看，一旦投资者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就会对未来的投资收益不抱期待，投资意愿必然大幅下滑。这段时间，国内外普遍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当成理所当然，很少想到人民币有大幅贬值的可能。为了维护经济增长的稳定，给结构调整和防控风险营造良好环境，今后几年我国都需要坚持6.5%的增长底线不动摇。

在这样的结构调整实现之前，强行通过降低经济增速、减少实体经济融资来去杠杆，只会同时增加实体和金融的风险。所以，在防控风险时，不能只把眼光放在那些已经浮现的风险上，而忽略了潜藏在水面下的更大风险。第一，弃守6.5%底线将被市场解读为放弃小康社会目标，必将引发增长预期的持续滑坡。如若将GDP增长目标放到6.5%以下，极可能打击各方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伤害政策声誉，引发巨大风险。

压缩全社会债务也意味着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中能够找到的资产数量会减少，资产荒会卷土重来。而从供给面来看，缺乏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企业对自身能够持续经营都会产生怀疑，产业升级、技术进步自然无从谈起。

信心丧失带来的危害由此可见一斑。最后，西瓜和芝麻都得不到。

悲观预期所导致的投资下降，资本外逃等行动最终会让悲观预期自我实现。在2014、2015两年，我国出现了实体经济融资难和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并存的局面，导致了实体经济增长放缓背景下的金融资产价格大泡沫。而2016年前3季度GDP增速连续稳定在6.7%，也增强了各方对L型底部这一判断的信心。其核心原因就是抑制全社会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地产开发商）的政策抑制了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阻塞了资金从金融向实体的传导渠道。就算不考虑经济失稳带来的影响，调降GDP增速目标也并不能降低债务、控制泡沫和金融风险，而只会适得其反。相应的，决定政策走向的GDP增长目标如何设定就很重要。

811汇改之后，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我国已累计消耗了约6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大幅加强了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但贬值压力仍挥之不去，再难回到811之前汇率稳定的状态。恰恰相反，经济增速的下滑乃至失稳，会大大增加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的难度。

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必然会对政策声誉带来伤害。当前经济复苏主要受地产投资带动。

而我国以债权型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也会长期延续（目前债权型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占比超过90%）比如说新加坡，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2%。

我们国内有4万亿，但是其他国家同样是有或多或少的积极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来启动需求，来稳定经济。在十二五期间2011年到2015年期间，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18.8%，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且在十二五期间是越往后下降的越多，比如说去年2015年，我们的投资增长只有10%，考虑到投资品的价格下滑这个因素，真实的投资增长也不过就12%，那跟整个十二五期间平均18.8%还下降了8个百分点。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投资消费也会减少。那么减少福利就是要减少消费，减少金融机构的杠杆就是减少金融企业支持家庭的投资和消费，如果杠杆减少，投资和消费就会下降。

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已经非常低了，如果要把经济增长率再往下调，失业率必然增加，失业率现在已经很高了，这种状况下从政治上面就很难去推行结构性改革。农民要进城，要住房，农民要进城就必须提供公共服务，这些都是要投资的。

那么从2010年到2015年已经连续下滑了六年，大家知道今年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长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个百分点。在这种状况下要谈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要看中国内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是够。

而且看印度2015年的7.6%的增长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两点因素，第一点就是他在2012年的时候经济下滑的幅度比我们深，我们2012年的时候是从2010年的10.6%降到7.7%，印度则是从10.3%降到5.1%，这有所谓触底反弹的因素存在。我们完全可以在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的时候，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内容当中的补短板结合在一起。

发达国家在过去他每年平均的增长是在3%到3.5%之间，但是到2015年的时候危机已经过了七年。而且我们知道这次的危机在美国爆发，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负债过重。有人也认为这是我们连续第七年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到现在已经25年的时间过去了，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

在这种状况下，拉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主要是靠消费增长，我们国内的消费增长状况还比较好，是因为我们的就业状况好，家庭收入增长的状况也比较好。6.5%以上的增长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这是关系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国内生产总值能不能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的城乡居民收入到2020年的时候能不能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那房地产的需求很大的程度决定了家庭对未来就业跟收入增长，如果就业跟收入增长好，对房地产的需求就多，这种状况下库存就会减少。但是经济表现跟我们完全一样，甚至比我们还糟。

在发达国家当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但2015年的时候他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2.4%。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产业上面果然谈有不少过剩，但是我们过剩的钢筋水泥、平板玻璃，都在中低端行业，我们还可以产业升级，而且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